“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现中国境内考古发掘出的原始人的雕刻中发现，后来也有《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京城”，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东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 ，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黄河中下游河南大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