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手抄报图片大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克利福德·吉尔兹曾提出著名论断：“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理论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试图从地理、宗教、民情、风俗中追寻法的精神。虽然他们都没有洞悉法最终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物质条件，但是，从德与法的关系来说，一个民族的德性惯习的确极大地影响到法的内容与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德与法相互交融，德乃人们心中之法。因而，要建构具有高度主体性意识的法治中国，也就必须培育和践行当代中国人的德性生活。

道德是人们心中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与融合的成熟形态，即表现为法律信仰与法治观念，亦即形成法律至上的规则意识，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法治成功的内在标志，是法律被民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而不是畏惧、忌惮法的强制力，即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于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赢得“人心”。具体地说，一是通过教育和教化，将法治观念和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加强多层次的普法宣传教育；二是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增加面向基层的法律服务供给，让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地感受到法的存在；三是引导广大民众善于利用法律化解矛盾和维护正当权益，享受懂法、守法成果，感受法治阳光，从而认同法律蕴涵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如此，法律将不只是纸上的条文，而成为每一个公民内心的信仰。

法律与道德并非浑然一体。一般而言，国人擅长整体性和综合性思维方式，因而常常容易将道德与法律做一体性认识和处理，然后如太极八卦一般，讲究两者的相互转化，循环无穷。这也是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的相对分离，有其独特的内在价值和重要意义。法律获得相对独立性和自足性，有助于形成适应现代工商业社会生活的法律体系、树立法律权威、构建现代法治国家。当然，也应当看到，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加快，经济转轨加速，社会矛盾加剧，道德失范、人心浮躁、物欲盛行，社会治理任务艰巨。在此情势下，在分析法律的相对独立性、看到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同时，充分认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对法治国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的命题，既解释了在社会稳定时期，法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看待；又肯认了道德与法律的作用其实难以决然剥离。但是，当命题转向治国方略，亦即究竟是“依法治国”为主，抑或是“以德治国”为要，答案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前者。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主次有序，依法治国是主体，以德治国为辅助，这是由法律与道德自身属性所决定的。现代法律是高度建制化的制度性事实，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和程序性特征，体现出适应现代社会的形式理性化和科层化的实践要求。相较而言，道德治理则可能陷入混沌的非技术化、非建制化和非程序化状态。总体来说，在当代复杂社会形态下，道德治理难以独自构成一种“治式”，无法提升至治国方略的层次。此外，法律的“自创生”和“自我复制”特性，使得法律移植比道德移植难度小，因而也更有利于不同国家间互相借鉴。

需要强调的是，“法主德辅”绝非否定道德的作用，而仅仅是指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法治更适合作为主体，也更应该成为主体，而以德治国是建构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战略。换句话说，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是互为支撑的结合，也是主次有序的结合。法治是良法之治，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并不止步于此，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形成良法善治的辩证统一体。可见，道德与法律从历史上的浑然一体，到近现代的相对分立，再到与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相辅相成，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在不断扬弃中获得“统一”的升华。

从思维特性上看，西方传统深受形式逻辑和分析哲学的熏陶，进而更多将法律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看待，钻研法律的内部构造和法律适用的方法。同时，西方特有的自然法与制定法的二元对立，为反思法的强制力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深化了人们对法现象的认识。但也必须看到，道德与法律之关系并非唯此一种。中华文明特有的圆通和包容的性格，为两者的相互结合、获得更高层次的统一，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归根到底，法治乃良法之善治，是良善之人看待、处理天人关系和人人关系的一种人类高级形态，是寓德于法的治国方略。法治中国是具有高度主体性意识的法治形式，而非跟随西方的亦步亦趋。法治中国必将展现中国智慧、中国风格、中国气象。正如林毓生所言，我们应当试图寻找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自然，法律与道德的辩证统一，必须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获得，也同样必须经历实践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