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四大奇案”中,最有名的案子当属“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即使是在当今,仍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但是“晚清四大奇案”中的另一个案子“杨月楼与韦阿宝”案,知道的人却不多,实际上,这一案件与位列四大奇案之首的“杨白案”堪称姊妹篇,两个案件像故事一样充满了许多巧合相似之处。
这两个案子发生在同一年,它们的案件主人公都姓杨,杨月楼是唱戏的名角,而杨乃武是当地的一个举子,这两个案子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两个案子的案情其实都不复杂,都是因为当时的司法制度,和运用这套制度的地方官员,从中滥用职权而导致了种种冤枉情形,而且这两个案子还有一个特别相似的地方,都是因为后来朝中掌权的慈禧出面干预而得以发生一些戏剧性变化,所以这两个案子,往往被人们联并提起。
杨月楼最初跟着他的父亲杨二喜来到北京,一开始就在天桥这个地方摆地摊儿,但是他受到了名家张二奎的注意,以后就跟着这个入主攻京剧里面的武生。杨月楼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渐渐地就出了名,在京城就叫得很响了。
杨月楼名声越来越大,就开始四处去巡演,后来到了上海。他首先进入的是租界内的金桂园唱戏。当时开办不久的《申报》曾经用竹枝词描述他当时演出时的盛况:“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杨月楼演的剧目叫《梵王宫》,说的是男女情事,演得非常动人,连演三天,在这三天当中,就有一对广东籍的富商妻女连看了三天。这个观戏的小女子叫韦阿宝,年方17岁,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也就不顾传统的礼数,私自修了一封情书,托她的奶妈王氏传给了杨月楼。杨月楼接到了这封信,既惊且疑,就回了一封信:“我杨月楼有幸能得你家小姐垂青,自是感动。不过,我杨月楼毕竟只是一个戏子,身处贱籍。自古良贱攸分,尊卑各别。我与韦小姐之间,地位悬殊,鸿沟拦缘,根本不可能在一起。即使小姐不在乎,但社会、国法、家规都难容此事。”
杨月楼虽然唱戏唱成了名角,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身份上,他属于贱籍。那么按照传统的法律规定,良贱是不可以通婚的。韦小姐见被拒绝,回到家就开始犯相思病。母亲心里万分焦急,经过几次攀谈终于得知原委,赶紧差家人和杨月楼联络,终于把杨月楼请来了。两个人两相对视,从中又有韦阿宝母亲的说和,杨月楼也就为情所动,答应了这门亲事。杨月楼的母亲也从京城赶到了上海,来替儿子操办这桩婚事,下了聘礼。
但韦阿宝的这个婚事被她的一个亲叔叔知道了,马上就表示反对,说我们不能接受,因为这是良贱通婚,不仅有辱门风,甚至影响到整个广东香山籍的这些粤籍商人,所以一定要退婚。而杨月楼认为已经下了聘礼、递了婚书,双方的母亲也都同意,韦阿宝的父亲因为常年在外经商,这个时候恰恰又不在家中,因此按照传统的婚礼,我这都符合要求,凭什么你一个外人叔叔就可以干涉呢?韦阿宝的母亲就想了一个办法,通过抢婚这个形式,让他的家人,也就是韦阿宝的乳母王氏,悄悄地把韦阿宝送到杨月楼的住处,想躲过韦阿宝叔叔的干涉。
郎才女貌,明媒正娶,眼看着上海滩的一桩好姻缘就要成就。可是韦阿宝这个叔叔一怒之下,把杨月楼告到了上海县衙。告的什么罪名呢?说杨月楼拐盗了他的侄女。上海的县官姓叶,也是广东人,向来对戏子持有偏见,认为这些唱戏之人叫作至淫至贱之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告讼,马上就派人到杨月楼的住处,去抓捕这两个所谓违反礼法的人。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杨月楼和韦阿宝,不由分说就把这两个押到了县衙,在押回县衙的过程当中,作为新娘子的韦阿宝,拜天地的红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坐在一个小轿上。一路上走来围观的人群那就多了去了,这样就引起了整个上海的关注,因为一方是富商之女,由于叔叔的反对而结婚不成,另一方又是有名的戏子,在当时非常轰动。
叶县令对杨月楼毫不客气,刚押到县衙,杨月楼的两个拇指被绳索勒住,反吊在了房梁上,跟着就开始让他招供。杨月楼武生的身板,又是年轻气盛,初时当然是不认账,说我怎么是拐盗?我这是明媒正娶嘛。叶县令一听,马上就下令用刑,就是打他的胫骨,而按照当时的司法习惯,这种刑讯只能动用在强盗罪犯上,可是叶县令不管这一套,在重刑之下,杨月楼终于画了供,也就是他是屈打成招,他承认自己是先和韦阿宝有奸情,然后才又违背良贱不婚的原则,公然娶亲。杨月楼被屈打成招,叶县令给他判了一个非常重的刑罚叫作军流,就是通常所说的流放。
至于韦阿宝,到了大堂之上,县太爷对她也不客气,就想让韦阿宝幡然悔悟,韦阿宝却说是嫁鸡随鸡,县太爷就下令对韦阿宝掌嘴二百,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刑讯的处罚。
围绕杨月楼一案,社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各方迅速分成了同情派与重惩派两个对立的阵营。金桂戏园的人和喜欢杨月楼戏的观众联名作保,试图解救杨月楼。与此同时,一些封建卫道士乘机上下活动,使官府出面禁演了一些所谓的淫戏,并颁布告示禁止妇女进入戏园看戏,为此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开放口岸,杨月楼一案又发生在租界内,虽然由于当事双方都是中国人,案件归清廷地方上海县审理,但是案件争论的激烈程度还是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他们不能理解中国的良贱之别和婚姻观念,认为杨月楼与韦阿宝自愿结婚完全是个人的正当之事,无可非议,遭受如此严刑重罚不近人情,毫无道理。
此后,社会上的一些报纸也介入进来,对这起案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其中,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对案情报道最为详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以至于后来都影响到了外国的报纸,连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这样的舆论压力,使得当时的这个县太爷也很无奈,便按照清代的诉讼程序,把这个案子转到了他的上一级,松江府知府的手上。松江府的知府叫王少固,把这个案子转给了他属下的另一个县令来复审,这个县令据说是娄县的,跟上海县知县关系不错,就不客气地明确告知杨月楼,说你不许再喊冤枉,又打了一百板子,接着核准了原来上海县的判决,仍然维持“拐盗”之罪,判杨月楼流配四千里到黑龙江。
几天后,杨月楼被押解到江苏巡抚衙门定案。江苏按察使司的长官叫马宝祥,这个人早被上海县叶县令买通了,所以马宝祥也维持了原来的判决,然后按照司法程序转给了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核准后上报到了刑部。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案子当然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同治十三年的四月份。这个时候韦阿宝的父亲回来了。韦阿宝父亲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这个案件的最终认定。但他在家族利益的压力下,不仅认可了上海县令的这个判决,而且他公然表示,自己的这个女儿做出这样有辱家门的事情,就不再认韦阿宝有父女之间的名分。
韦阿宝的父亲最终抛却亲情,选择了退缩与逃避,充当起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任由官府重判此案。韦阿宝最终被判行为不端,发落到普育堂,交由“官媒择配”。协助杨月楼与韦阿宝完婚的乳母王氏也遭受酷刑,被判在县衙前枷号示众10天。受社会上杨月楼与韦家母女私通谣言的影响,韦母在羞愤中病故。而此案的男主角杨月楼则被判流刑,在江苏巡抚衙门的监牢里等候刑部的批文。
在等候中,决定杨月楼命运的日子即将来临。同治十三年,同治皇帝生日这一天,宫内唱戏,慈禧认为这些剧让她看得不过瘾,她就问到了身边的一个太监,也就是李莲英,她说这些戏目的表演者,都不如杨月楼演得好,这个杨月楼现在在做什么呢?
上海杨月楼一案,李莲英也有所耳闻,特别是这个时候案子已经由地方上报到了刑部,更使得李莲英有所了解,他就向慈禧说起了案子的原委。慈禧听后,也觉得有点儿奇怪,就随口说,不就是个违律为婚嘛,何至于闹得如此严重?因为在杨月楼一案发生的同时,上海县境内这种违律为婚的案子不独此一个,与它相类似的案件屡有多发,而这个上海县做出的判决大都是杖一百,也就完事了,可唯独杨月楼一案闹得如此满城风雨。慈禧接着随口说,没必要判这么重的刑,他是个唱戏的,他该在什么地方唱戏就让他唱戏好了,别荒了他的戏文。这样就一锤定音了,下面的官员心领神会,就打算轻判。
另外的一个事情却非常凑巧。就是到了第二年初,光绪皇帝登基要大赦天下,杨月楼刚好可以归入这种特赦之类,所以杨月楼轻上加轻,最后被判定杖责八十,遣送回籍。
又过了两年,杨月楼为了自身的生计,又上台唱戏,出于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的不满。之后娶了唱苏州评弹的沈月春,生了一个儿子。到了杨月楼41岁的时候,他临死前把自己的独子托付给了京剧名家谭鑫培,他的这个独子以后更了不得,就是一代国剧宗师杨小楼。
杨月楼一案从案发到结案,前后经历的时间一年有余,但是它所引起的种种社会争论,所折射出的这些传统观念的变革,实在是意义深远,在这一点上,它并不输于那个经年累月、审理不断,最后影响颇大的杨乃武一案。杨月楼与韦阿宝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