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曾放过现存古代最大最完整的一套编钟索演奏的音乐。
这套2400多年前的编钟是1978年在湖北省隋县攉鼓墩战国曾侯乙出土的。编钟共64件，其中纽钟19件，甬种45件，另外有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镈一件。出土时，编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钟架上，依大小次序排列着，场面十分壮观，宛如一件古代乐厅。
这套编钟爱现存的古代编钟中，数量最多，重量最大，音律最完备，表现了我国在声乐、乐律学、治铸技术和加工方面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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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青铜铸成，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我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1978年，湖北随州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前一套，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
曾侯乙编钟用料是铜、锡、铝合金，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精美，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用以标明各钟的发音音调，它是公元前433年的实物。可见，远在2400多年以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
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
在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近代，在中国云南、山西和湖北等地的古代王侯贵族的墓葬中，曾先后出土了许多古代的编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工艺精美，音域可以达到五个八度，音阶结构接近于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另外，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中国出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编钟，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又有歌钟之称。
用曾侯乙编钟演奏的乐曲《楚商》。乐曲表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屈原被流放时的悲愤之情。
西周编钟
1985年8月25日杨家村出土了西周时期编钟一架。这架大型编钟，总重量为340公斤。它在西周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稀世文物。
这架乐器，共为4组，铸造的时间各不同，可能为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制品。它对我们研究西周“钟”，“”的演变规律将有很大的帮助。从器物的用途看，既有编组使用的，又有单独使用的。从“”来看，以前出土实物不多，传世的有“克”，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四虎”等，但都是单个出现。杨家村“编”，属于西周晚期遗物，是目前已知资料中最早最完整的一套。另外，从“钟”的铭文看，对研究西周社会史和官职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充分证明编钟无愧为我国古代众乐之首，击之耳边荡漾着雄浑凝重的“金石之声”，形象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充分显示了我们祖先伟大的创造力，使人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被誉为“国宝”的编钟古乐器，从1954以来，在我省出土过多次。《隋书·音乐志》载：编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编悬的木架，西周时叫“(xuān)”，呈“月”形。演奏时用小木槌敲击，音色纯净，旋律优雅，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高音昂扬，惊天动地；低音浑厚，沉雄飞扬，演奏起来八音齐鸣，古音神韵娓娓动听。
编钟是西周时代祭祀、朝聘、宴享、歌伎的主要和声乐器，尤其适合于伴奏，富有中国古乐的独特风貌。西周时还以此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编钟是王公贵族权势的标志。
西周编钟，距今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那时候，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还是荒无人烟，有些地方虽有人群，却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那时，我们这里的祖先不但越过了钻木取火的时代，而且已达到了能用火冶炼青铜铸造编钟的先进时期，它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
曾侯乙编钟
战国早期著名青铜乐器。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曾侯乙，是战国时代曾国（今湖北随州、枣阳一带）一个名叫“乙”的诸侯。此人死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1978年曾侯乙墓被发现并开掘，使得许多埋藏地底的珍贵历史文物得以重见天日。现存湖北省博物馆。
关于古代乐器，在曾侯乙墓中有着惊人的发掘。墓的东室有琴（十弦）、筝（？）、五弦（？）各一件，瑟五件，笙两件和悬鼓一具。沿北墙放有编磬，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建鼓。此外，还有篪两件，排萧两管，瑟七件和枹鼓等等。其中最为辉煌，堪称“国之瑰宝”的，要数庞大的乐器组合——编钟。编钟共有六十五枚，全部为青铜铸造，制作精美。钟架呈曲尺形，铜木结构。钟列在钟架上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钟十九枚，中、下层钟是编钟的主体部份，分为三组，这三组钟形制各异。一套称为“琥钟”，由十一枚长乳甬钟组成；第二套称为“赢司（音sì）钟
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略次于现代的钢琴。中声部约占三个八度，由于有音列结构大致相同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作品。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推想，这套编钟演奏时应由三位乐工，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组编钟奏出乐曲的主旋律，另有两名乐工，执大木棒撞击下层的低音甬钟，作为和声。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我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的一座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出土时，整套编钟耸立如故。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 13枚，战国时发展成 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包括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及一件镈钟，共六十五件，总重量达2．5吨。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光辉成就，为今天古音律和编钟制造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最大的编钟
一九七八年发掘的举世闻名的我国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它共六十四件，(计钮钟十九件，角钟四十五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二点四公斤，高二十点二厘米；最大的一件重二百零三点六公斤，高一百五十三点四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二千五百公斤以上。钟架通长十一点八三米；高达二点七三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四三三年，距今二千四百一十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干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
为了使这套中华乐器史上珍贵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工作者将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至九日，中国音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考古学会的学者专家共八十多人，在武汉对复制的编钟进行了鉴定。专家通过聆听和比较原件和复制品每个钟的音色、音高，并交替欣赏原件的录音和复制编演奏的《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浏阳河》、《圣诞夜》等中烁曲。他们认为复制品确实达到了原件的音响效果，高音区清脆，明亮，悠扬；低音区浑厚，深沉，气势磅礴。其中演奏出的大多数音乐与原件的差异小于正负五音分之内，为一般听众所难以辨别。
编钟曲目有：
01 竹枝词（编种与编磬）
02 春江花月夜（古乐合奏）
03 屈原问渡（古乐合奏）
04 楚商（古乐合奏）
05 幽兰（古琴与编钟）
06 国殇（古乐合奏）
07送孟浩然之广陵（古乐合奏）
编钟虽作为一种较为古老的打击乐器，但其音质、音准、音色等方面，绝不逊色于：排鼓、大鼓，大锣、小锣、大镲、小镲、钵等民族打击乐器，也不逊色于：定音鼓、马林巴、铝板琴、大军鼓、小军鼓等西洋打击乐器，更不逊色于架子鼓等爵士打击乐器。其地位已在世界打击乐界中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