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教授在《中国翻译词典》序中说:“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翻译都是世界之‘最’。”这就是说,中国翻译堪称世界第一。但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翻译成为“世界之最”的呢?从王秉钦教授这本翻译思想发展史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王教授这本书“以思想为经,以人物为纬”,提出了近百年来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发展主线,那就是严复的“信达雅说”,鲁迅的“信顺说”,郭沫若的“创作论”,林语堂的“美学论”,朱光潜的“艺术论”,茅盾的“意境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等。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翻译思想体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化。所谓信,就是必然王国;所谓雅、美、创作、艺术、神似、化境,则是自由王国。
再看一下20世纪西方翻译思想的发展,无论是奈达的“动态对等”或“等效翻译”,卡特福德的“功能等值”,或威尔斯的“受者等值”,强调的都是一个“等”字。因为西方译论学研究的都是西方语文之间的互译问题,而据电子计算机统计,西方语文之间同多于异,有90%以上可以对等,所以他们提出了对等的译论。但是西方语文和中国语文之间却是异多于同,只有40%左右能够对等
,因此,对等译论只能解决40%左右的中西互译问题,50%以上的问题都要用“创作论”或“艺术论”的思想才能解决。高健在《外国语》总第90期上说得好:“等值等效说比较更适合于以资料、事实为主的科技翻译,而不太适用于语言本身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文学翻译;换句话说,它更适合于整个翻译阶程中较低层次的翻译(在这类翻译中一切似乎都已有其现成的译法),而不太适合于较高层次的翻译(其中一切几乎全无定法,而必须重新创造)。”这句话一语中的,说出了中西翻译思想的差别:西方译论只能解决低层次的科技翻译问题,而中国译论却能解决高层次的文学翻译问题。
此书以思想为经,提出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十大学说;又以人物为纬,分析了几十个翻译家的理论和实践。如果要用一句古语来概括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我想可以用孔子说过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例如严复的“信达雅说”,“信”是“不逾矩”,“雅”是“从心所欲”,他翻译的《天演论》第一句就是证明。鲁迅把suffer(受苦)译成“含辛茹苦”,多少也有一点“从心所欲”,不过程度比较轻,而“不逾矩”的程度更大。郭沫若把韦伯《夜》诗中的fainter,dimmer,stiller(更模糊,更朦胧,更安静)译为“愈近黄
昏,暗愈暗,静愈静”,“从心所欲”的程度大于鲁迅。林语堂把李清照的“寻寻觅觅”译成so dim,so dark(如此朦胧,如此黑暗),“从心所欲”的程度大于郭沫若。傅雷把罗曼·罗兰的marcher(前进)译成“顶天立地”,那几乎是无中生有了。王佐良在谈到穆旦翻译的《唐璜》时说:穆旦的“最好的创作乃是《唐璜》”,更进一步打破了翻译和创作的界限,扩大了自由王国的领域,几乎不能算是“不逾矩”了。从严复到王佐良,可以看出中国学派翻译思想的演变。“从心所欲”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不逾矩”的范围在不断缩小。而西方的翻译思想始终停留在“等”字上,只谈“不逾矩”,不谈“从心所欲”。所以西方译论无法解决中英互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问题。至于文化问题,则更不是西方译论所能解决的。例如李白名诗《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家庭团圆,所以看见农历十五前后圆圆的明月,就会使离乡背井的游子思念自己的家庭。而西方只有团聚,没有团圆的概念,见到圆月并不容易联想到团圆。因此如果只按照西方的对等论去译,就不能传情达意,不能传达原诗的文化内容。而根据中国的再创论,可以把“明月光”译成a pool(池) of light,这就是把月光比作水了。再把“思故乡” 译为I’m drowned in homesickness(沉浸在乡愁中),又把乡愁也比作水,这样月光和乡愁就有了联系。英文读者也更容易理解。
本书还谈到融合中西翻译思想的“多元互补论”等,那就要看新译论能否解释旧的翻译精品,产生新的翻译精品了。而本书总结了从“信达雅”到“互补论”的思想,可以说是为翻译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于200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7月,作为大学教材在韩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