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再现。 　　犯罪嫌疑人曹娅莎、刘锦祥为使用他人款项，以给银行拉存款、月息21‰、高出银行正常利息部分能先期支付给存款人或者作为“好处费”给中间联系人作诱饵，诱使他人存款。1996年5月21日，刘锦祥通过中间人取得山东省财政国债服务部交来的1000万元汇票一张。曹娅莎通过中国银行潍坊分行(以下简称潍坊分行)对公存款组负责人李春宝，将此汇票交给对公存款组，然后利用李春宝的渎职，再分别以汇票委托书的形式转出900万元，另100万元用个人名义存进潍坊分行，作为李春宝为该行完成的揽储任务。在转出款中，曹娅莎付给山东省财政国债服务部利息差106.2万元，付给中间人“好处费”49万元，又以高息借给他人427.9万元;剩余的316.9万元，分别存入潍坊市海州实业有限公司在开发区建设银行和潍坊分行开设的账户。曹娅莎、刘锦祥将潍坊分行的一张金额100元、定期一年的整存整取存单变造为金额1000万元、定期一年的整存整取存单，交给山东省财政国债服务部。 　　同年7月19日，犯罪嫌疑人曹娅莎以同样手段，通过中间人骗取招远市农村信用联社开出的500万元汇票一张。曹娅莎为将此笔汇款骗到手，又与其兄曹政军(在逃)找到潍坊分行营业厅会计高海燕，利用高海燕提供的一套印鉴齐全、已经作废的《中国银行特种转帐传票》，将500万元汇票收进潍坊分行营业部。尔后，曹娅莎、曹政军又通过高海燕取出该汇票，在背书栏填写背书转让内容，把该汇票“转让”给潍坊市海州实业有限公司。曹娅莎、曹政军将一张50元的《中国银行定期整存整取存单》变造为金额500万元的银行存单，连同162.1万元利息差交给招远市农村信用联社，另外付给中间人“好处费”19万元，其余款用于归还潍坊市海州实业有限公司欠银行的贷款本息。 　　同年7月26日，被告人曹娅莎仍以同样手段骗取招远市对外供应股份有限公司两张各500万元的汇票交给潍坊分行，又伙同曹政军将两张各50元的《中国银行定期整存整取存单》分别变造为金额500万元的银行存单，交给招远市对外供应股份有限公司。后曹娅莎伙同他人伪造了一份委托投资协议书，并私刻了存款人和中国银行储蓄所会计名章，企图将1000万元从银行取出，因案发诈骗未遂。 　　综上，犯罪嫌疑人曹娅莎使用变造银行存单的方法诈骗作案三起，诈骗总额2500万元(其中1000万元未遂)。犯罪嫌疑人刘锦祥参与诈骗作案一起。曹娅莎将诈骗的钱款用于支付利息差、中间人“好处费”、归还潍坊市海州实业有限公司欠银行的贷款和购买汽车等。案发后，追缴人民币及赃物折款共计1205.41万余元，有294.58万余元无法返还。 　　(二)法院审理。 　　本案经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曹娅莎、刘锦祥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变造银行票据的方法诈骗资金，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严重破坏金融秩序，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构成票据诈骗罪，应当依法严惩。鉴于刘锦祥只参与作案一起，可从轻处罚。 　　据此，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7年10月13日判决：一、被告人曹娅莎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二、被告人刘锦祥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曹娅莎、刘锦祥不服，均以“量刑过重”为由，分别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曹娅莎的辩护人提出，第一笔是刘锦祥个人的诈骗行为，曹娅莎仅是被刘锦祥所利用;第二笔款，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曹娅莎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诈骗故意和将来不准备归还，且钱款用于支付利息差、单位贷款及中间人好处费，未进行挥霍，各项支出均被追回;第三笔诈骗未遂，应从轻处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于1998年2月12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时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款的规定，将本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被告人曹娅莎伙同同案被告人刘锦祥，于1996年使用变造的银行存单诈骗资金，其行为已触犯全国人大常委会1995年6月30日公布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十二条第二款，构成犯罪。此款的罪名，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发〔1996〕32号文)第五条第四款中确定为票据诈骗罪。199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与《决定》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相同。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明确将“票据”规定为汇票、本票和支票，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12月9日发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将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的罪名确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两个司法解释对罪名的确定相抵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旧司法解释中相抵触的这一部分不再适用。曹娅莎所犯的是金融凭证诈骗罪，原审认定票据诈骗罪不当，应予纠正。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本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1999年3月6日判决：一、撤销一审刑事判决和二审刑事裁定中对被告人曹娅莎的定罪、并处罚金刑部分。二、以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曹娅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二、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的金融诈骗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法规，进行欺诈，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金融秩序、致使国家、社会或公民的利益遭受重大危害的行为。金融诈骗罪与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刑事违法性的基本特征。 　　(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一切犯罪行为，之所以要被界定为犯罪，首先是因为严重的危害了社会。金融诈骗罪所危害的是国家的金融秩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担负着调整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使命，金融秩序如果遭到破坏，对我 国市场经济来说，无疑等于釜底抽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会从根本上被动摇，进而威胁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我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付之东流。 　　(二)、刑事违法性。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必要前提，但并不是所有具备刑事文化危害性的行为都是犯罪，因为犯罪行为在严重的上社会危害性之外，还应当具备刑事违法性的特征。刑事违法性是指违反刑法规范，具体到金融诈骗罪，不仅严重违反了《银行法》、《保险法》、《票据法》等金融法规，也直接触犯了刑法，是严重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 　　(三)、应受刑事处罚性。 　　犯罪与刑罚具有必然的联系，刑法法规对于犯罪的调整手段即刑事处罚。同对待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刑事处罚将依法适用于金融诈骗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与法人。 　　金融诈骗罪除了具备一般刑事犯罪的基本的特征外，还具备一些自己的特征。 　　(一)、行业性。 　　金融诈骗罪具有很强的行业特征。金融诈骗罪发生在金融活动中 ，几乎在金融行为的各个领域，如货币、证券、信贷、票据、保险等，都有金融诈骗罪的发生。 　　(二)、欺诈性。 　　各种金融诈骗罪尽管变化多端，表现各异，但其本质上都离不开一个“骗”字。 　　(三)、复杂性。 　　金融诈骗罪属于智力型犯罪。犯罪人除了利用金融方面的知识之外，还利用高技术、高科技作案。作案手段、方式较一般刑事犯罪更为复杂。 　　三、金融诈骗罪的构成 　　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金融诈骗也和其他刑事犯罪一样，由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四个要件构成，四个要件缺一不可。 　　(一)、金融诈骗罪的主体。 　　金融诈骗罪的主体较一般犯罪的主体要复杂些，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国刑法中大部分金融诈骗罪都是有一般主体构成，例如贷款、集资诈骗罪等。任何自然人，只要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都可以构成这类犯罪。在金融诈骗罪的个罪中，只有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由特殊主体构成，即必须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且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修订后的刑法在三个条文中规定了单位犯罪，它们分别是第192条，金融票据诈骗罪、第193条，集资诈骗罪，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 　　(二)、金融诈骗罪的客体。 　　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大多是单一客体，如贷款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的客体，如集资诈骗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出资人的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 　　(三)、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 　　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只有直接故意，具有获取钱财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才构成犯罪，而过失不能成为金融诈骗罪的罪过形式，也就是说过失不可能构成犯罪。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后的刑法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要有两个条文：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其他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没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四)、金融诈骗罪在客观方面。 　　金融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诈骗数额较大的行为。金融诈骗罪的行为都是以作为方式上实施的，都是以“骗”为其实资内容的。“骗”是描述金融诈骗犯罪现象的结论，也是解释诈骗犯罪原因的起点。 　　四、金融诈骗罪产生的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推通过政府经济体制正在逐渐为由市场进行资源基础配置的新经济体制所取代。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国内金融市场一度出现了混乱和无序，金融违法、违规现象丛生，金融诈骗罪突出，严重地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秩序，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缺乏公开性、规范性。 　　(二)、金融法制建设缓慢，金融市场无法可依的现象普遍。 　　(三)、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金融诈骗罪防范能力薄弱。 　　(四)、惩治金融诈骗罪的刑事司法工作滞后，打击力度不够。 　　五、预防金融犯罪的对策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传动带，是市场经济的“造血机”，一旦犯罪活动渗入，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必须重视金融诈骗罪的预防。 　　(一)、宏观预防对策。 　　1、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转换金融机构职能。我国一度出现的金融秩序混乱、金融市场失范、金融犯罪活动激增，其深层原因在于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体制陈旧。因此，首先，积极转换人民银行职能，真正发挥其执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督的作用，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其次，加强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造，实现商业银行的灵活经营、规范运作;再次，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业的有序、公平竞争。 　　2、加快金融法制建设，依法规范金融市场。一方面要加强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宣传力度，提高各级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执法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各级人民检查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加大对于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从而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规范，使金融市场活动法律化。 　　3、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金融意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之初所出现的紊乱和无序，金融犯罪的高发律，正是在人们模糊、脆弱，甚至错误的金融意识的诱导和推动下发生的。因此，加强金融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金融意识刻不容缓，积极正确地引导人们参与金融市场，以市场来教育人们促使人们形成健全的投资意识、风险意识和其他金融意识。 　　(二)微观预防对策。 　　金融诈骗罪是有种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宏观预防对策只能从总量上控制金融诈骗罪的增长率，而卓有成效的减少、杜绝金融诈骗罪必须同时加强微观预防。 　　1、建立金融机构的内部制约、防范机制。这种机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组织机构，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审计、监察、纪检、保卫等专门的内部监督职能部门;加强金融机构领导人员的防范意识;改革用人制度、严把进人关等途径形成。 　　2、识别犯罪手段，加强技术防范。针对金融诈骗中犯罪分子所采用的技术手段、智力方法，运用有关的技术防伪，技术监控、技术鉴定、技术查询识别手段和方法，在犯罪实施或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及时阻止犯罪。 　　3、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金融市场监管是指金融监管职能部门、社会监督机构以及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对金融市场实施的监督和管理，其中金融职能部门监管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法律建设进程的加快，全民金融意识的提高，我国的金融诈骗罪在宏观总量上得到控制。金融市场的不段壮大，金融市场的日益激烈，使金融犯罪领域随之扩大，犯罪类型增加，犯罪手段翻新。因此，与金融诈骗罪作有效斗争，必须同时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相配合，在金融监管中预防犯罪、消灭犯罪。 　　(三)特殊预防对策 　　打击、惩罚犯罪是遏制犯罪的极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在犯罪猖獗之时尤其如此。着种特殊预防措施是通过惩罚教育已犯者，警戒有犯罪倾向的未犯者，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1、提高司法机关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和审判能力。金融诈骗是一种新型犯罪，而且都是智力型和技术型的犯罪，许多犯罪分子利用高科技实施犯罪。侦察、起诉、审判机关必须相应提高对金融诈骗罪的侦察、起诉、审判能力，加强相关的业务培训，从而揭露犯罪、惩治犯罪。 　　2、建立金融招诈骗案举报制度。金融诈骗罪作案隐蔽、痕迹鲜少，司法机关不易察觉。建立举报制度，可以帮助司法机关获取线索，发现案源，捕获犯罪人，彻底惩治金融诈骗罪。 　　3、从严执法。金融诈骗罪危害巨大，唯有从严从重打击，才能威慑罪犯，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作用。为此，要坚决纠正侦察、起诉、审判工作中“以情代法”、“以权代法”“以罚代刑”等违法现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司法监督清除司法腐败，切实做到从严执法。 案情 被告人胡晋松，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白下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晋松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康富达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军(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军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晋松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款后交给王军，王军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晋松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1000万元，其中： 2001年9月，胡晋松通过他人介绍，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晋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 2002年3月，胡晋松再次骗取苏富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白下支行。胡晋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军，并向苏富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军将该钱款以苏富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南京城东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晋松三次支付给苏富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 2003年4月1日，胡晋松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伙同他人骗取存款单位开出的本票，并将伪造的银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银行，从而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符合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晋松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晋松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晋松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晋松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晋松与王军共谋，由王军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晋松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军，由王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晋松将王军伪造的光大银行白下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晋松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晋松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晋松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进行诈骗活动的行为。票据和银行结算凭证是办理支付结算的工具，是银行、单位和个人凭以记载账务的会计凭证，是记载经济业务和明确经济责任的一种书面证明。据中国人民银行文件规定，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是接受存款的金融机构向存款单位开具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权利凭证，其性质上是一种金融凭证，它与存单同样起到存款证明作用。中国工商银行乙类转账支票、电汇凭证、进账单和出口结汇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进账单的第一联收账通知，是银行为收款人收妥款项后，出具给收款人的证明款项已收入其账户的凭证，应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以被告人胡晋松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所得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晋松不服，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胡晋松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并提出胡晋松的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胡晋松退缴赃款12万元，结合自首情节，希望二审对胡晋松减轻处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认为，上诉人胡晋松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1900余万元，并且造成实际损失17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依法应予严惩。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胡晋松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胡晋松犯罪后自首。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针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原审判决根据胡晋松的上述犯罪事实及中国人民银行“银行进账单”属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认定胡晋松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正确的。在金融凭证诈骗犯罪中，胡晋松主观上对王军利用伪造的银行开户证实书及银行进账单实施诈骗行为明知且态度积极、主动，客观上利用其银行工作人员的特殊身份上门吸储并以高息作诱饵，致使多次诈骗得逞，最终造成被害单位的巨额损失，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属主犯。原审判决根据胡晋松犯罪事实及自首情节，对其量刑适当。鉴于胡晋松亲属在二审期间主动为其退缴了所得赃款12万元，依法可对其减轻处罚，对其辩护人提出的部分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上诉人胡晋松提出的其他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有关规定，认定上诉人胡晋松犯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公安机关已追缴的赃款人民币144万元，美元7488.49元和胡晋松亲属为其退缴的赃款人民币12万元发还被害人单位苏富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案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