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很少部分的新移民会将主要资产和生意带到国外，在当地的投资行为以拥有房产和股票为主，而房产又占绝大比重,
“我家庭的历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史。”面对客户的时候，李华学总喜欢讲自己家族的故事，虽然这很不符合西方文化公私分明，保护隐私的传统，但李华学告诉《望东方周刊》，“这能让客户们知道，他们现在处于一个多么好的时候。”
澳大利亚人李华学是上海一家移民公司的合伙人，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我父亲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费留学并留在澳大利亚，也就是‘洋插队’，我妻子的祖辈是晚清时候作为劳工去美国修铁路的，侥幸没死，辗转去了加拿大。”
中国人的海外移民，无形中带动一个新产业的崛起。2009年，李华学和妻子陈梅重回中国，开始做移民中介。“如今移民的中国人，不再是劳工和‘洋插队’，而是投资者。他们想要的，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身份，而更看重赚钱的机会。”
辛酸的前辈
中国人移民海外，古已有之。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下南洋”，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
史载，鸦片战争之前，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约为150万人。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移民人数飙升，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
当时移民海外的主要是华人劳工。
陈梅的祖辈也是此时离开福建的。“美国的工头也不拿中国人当人，每天都有劳工客死异乡。等到铁路修完，村里同去的十几个人只剩下3个。”在她很小的时候，长辈就告诉她这个辛酸的开始。“经过三四代人的拼搏，我们才融入了澳大利亚社会。不被歧视，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和当地人一样。”
李华学父亲的移民，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1987年，李华学的父亲自费赴澳大利亚留学。“就带着一个手提箱，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1000多美元。前途未卜、背井离乡、举目无亲。”
李华学说，为了维持生计，父亲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根本没有时间读书。“但因为拿的是留学签证，学费还是得交。而找的工作都是最苦最累，薪水最少的，即便如此，找到工作就算不错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给8万多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李华学的父亲成为澳大利亚人，如愿以偿。几年后，李华学父亲所在公司登陆A股市场，成了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而在赴澳留学前，他已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
不是猛龙不过江，大多数的“洋插队”故事，都以辛酸和无奈收场。
当时，在华人移民中就很流行这样的调侃：“餐馆端盘子的多是硕士，开出租的起码是博士，找到公寓扫地的工作，那要博士后。找一份工作，起码要走破3双鞋。”
至今，李华学的父亲仍在当地开出租车为生，“对于我们回到中国，他们总是有很多感慨，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轮回。当年如果不出去，当个上市公司领导，比开出租不知强多少倍。”
“上世纪9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很少有人重新达到当时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李华学说。
新移民的阔绰生活
在李华学看来，现在的中国移民，“是移民历史上地位最高，财力最雄厚的一波。”
徐舒婷是浙江人，2008年全家移民加拿大，并在温哥华的唐人街买下了3套公寓，延续了在国内的投资传统。
但到了加拿大，徐舒婷才发现真实的唐人街和电视上看到的并不一样。几年前，温哥华政府在这条街上收购了一些房屋，改造成廉租屋，提供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其他生活需要救济的人群，例如吸毒者，后来，这个区域附近的居民，能搬走的基本都搬走了。
有了前车之鉴，徐舒婷找了家华人开办的房产中介公司，想买一套别墅自住。“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西温，那里面向太平洋，背后是原始森林，一直是全加拿大最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中介说去西温看房子的人，一般会被三件事震撼-海景、豪宅，价格。温哥华地区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这里。”
另一个选择是北温。这里是经济版的西温，同样的背山面海，只不过面对的是一个海湾，但房价却便宜很多。
最终，徐舒婷还是住在了西温，豪宅的价格让同是华人的中介咋舌，“中介老王的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清华大学毕业，他说如果知道改革开放造就了那么多赚钱的机会，他一定会留下来。”
唏嘘不已的老王，以为徐舒婷住在西温是看重那里的学校，“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早些年，西温的房子是不允许卖给有色人种的。”徐舒婷告诉《望东方周刊》。
徐舒婷也没有在西温住多久。尽管拥有英语6级的证书，徐舒婷依然觉得很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
2010年，徐舒婷又搬到了列治文区。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区，虽然没有海景和参天古树，却有四处可见的华人。
公开资料显示，列治文目前有17万人左右，其中华人占了9万，温哥华300多家中餐馆中，1/3在列治文，超市里的中国商品甚至比中国还要丰富，银行、超市、商城也全都有中文服务。
在这里，徐舒婷结交了新的华裔朋友，并且参加了那里的“太太看房团”，“老公虽然移民加拿大，但实际上，除了换了个国籍外，没有任何变化。生意都还在中国，所以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国内。”徐舒婷说，这样的状态在近几年移民加拿大的华裔中非常普遍，“很多都是老婆带孩子在国外，但国外生活节奏缓慢，不适应。于是就一起在加拿大炒房。”
在加拿大炒房赚不到什么钱，这让徐舒婷逐步丧失了兴趣。2011年春节，徐舒婷回到中国，“生活好像回归了正常状态。”
对她来说，除了高福利、好的医疗和教育，“移民好像并没有多少意义。”
中国移民=有钱
“新的移民总是频繁往来于中国和海外，以照料国内生意。而以前的移民，大多是几年也不回国一次，因为没钱。”李华学说，如今的中国移民，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形象。
这个形象的核心是“有钱”。
因为申请者太多，2010年，加拿大投资移民政策修改了8次，美国投资移民政策修改了2次，澳洲和新加坡各修改了1次。这些国家都是中国人移民热门国家，而政策修改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提高门槛。
目前，加拿大联邦政府投资移民要求申请人个人资产从原来的80万元加币（约52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160万加币（约1040万元人民币），全额投资客由40万元加币，提高到80万元加币。
澳大利亚移民局的移民新政，要求投资申请人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由10%提升至30%，申请人和配偶的总资产要求由25万澳元（约143万元人民币）提升至50万澳元（约287万元人民币）。
2011年1月1日起，新加坡投资移民金额从150万新币（约750万元人民币）提高到250万元新币（约1250万元人民币），企业主所在企业的年营业额从2000万元新币（约1亿元人民币）提高到3000万元新币。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速度没有因此减缓。按照美国《世界日报》的说法，自2010年以来，中国人申请美国商业移民的人数增长了20%到30%。
2009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约6.5万人，其中，投资移民申请人数较2008年增长数倍。
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数据，2009财政年， EB-5类签证的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从上一财年的1443人增加到4218人。其中，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最多，为1979人，这已经接近于2007和2008年度美国全部投资移民批准量的总和（分别为1360宗和807宗）。
当然，这也与移民国的政策方向调整有关。
以加拿大为例，2007年，加拿大调整了技术移民打分标准，特别是增加了对英语方面的要求。因为加拿大政府发现，很多非英语国家，包括中国的移民，并不能在当地找到满意的工作。
“2000年到2010年，前5年移民加拿大的技术移民约4万人，后5年只有3万人。”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本身的就业都出现问题，对技术移民的要求就更高，有的高到无法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从中国吸引资金，为当地的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率提供新的动力。
北京和中联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力民告诉《望东方周刊》，技术移民的收紧，客观上逼迫中国人只能走投资移民的道路。
人移民了，生意留下
西方国家靠移民“吸财”的打算，在中国移民身上未必行得通。
投资移民和商业移民，理论上是带着巨额资金，去国外投资的创业者。但实际情况是：人移民了，生意却没带走。
“目前，只有很少部分的新移民会将主要资产和生意带到国外，在当地主要的投资行为以拥有房产和股票为主，而房产又占绝大比重。”李华学说，在他接触到的所有客户中，不到一成在当地新办了公司，“也都是做当地和中国的贸易生意，他们原本在中国也是靠外贸发迹。”
“在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投资回报率很少有达到15%的，但在国内，这样的预期却没什么吸引力。和90年代的疯狂相反，现在大量计划移民的客户，考虑更多的是，移民哪里对自己的事业更有帮助，或者拿哪个国家的签证，人却不用待在那里。”王力民告诉本刊记者。
新加坡成为中国人移民热门国家，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益于此。（编辑发布http://www.aqjj120.com/）
虽然从投资额度来说，新加坡几乎是中国人移民热门国家中最高的，需要投资者在新加坡的基金市场中投资150万新元（大约相当于700万元人民币），投资期限必须满5年。但“新加坡没有移民监的限制，移民并不妨碍留在国内打理生意，而且，以零遗产税、低税负闻名。”
此外，南非、南美一些国家、甚至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加勒比海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也正成为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新热点。
“移民南非、南美国家的中国人，大多在国内有过矿业投资经历，想在当地买矿投资。巴西、阿根廷的铁矿；智利、秘鲁的铁矿；玻利维亚的木材，和中国的互补性很强，就有中国人冲着这个移民。”创恒投资咨询公司包明告诉《望东方周刊》，南非目前的黄金、钻石矿产业仍以原石开采为主，但政府正大力鼓励高附加值的后期加工产业，“中国很多煤老板都非常有兴趣。”
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这个国土面积只有267平方公里的国家，则因为是举世闻名的避税天堂而受到青睐。移民这里，只需要投资不少于35万美元在已获得批准的投资计划（包括购买房产）上。该国甚至不要求申请人告知原本国籍，也不要求申请人在当地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