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种原因,食品卫生不安全事件在我国各地仍时有发生。因此我国政府在认真履职和积极做好餐饮单位食品安全监管的同时,应该始终坚持未雨绸缪,重视借助新闻媒体,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媒体工作的重点之一。
销量，那就让那家媒体为其报道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买单 就和三鹿应该为其结石奶粉买单一样。我们的法律和法院放在那里，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即便媒体报道不完全属实，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媒体监督不是给政府找麻烦，而是帮助政府和社会共同发现并解决问题。媒体不仅是社会的眼睛，帮助公众及时发现并避开风险，其实也是政府的“耳目”。虽然上级政府也能通过内部渠道了解下级的不少事情，但是内部信息毕竟是极其有限的；级别越高，离基层越远，直接的社会信息越有限，也就越需要通过直接来自社会的媒体倾听社会的声音。近年来，从孙志刚事件到瓮安群体事件，高层都是通过媒体报道及时了解并处理某些产生全国影响的公共事件。
这些报道看上去产生了“负面影响”，反映了当地社会的某些不和谐，但正是通过媒体揭露这些不和谐，我们的社会才可能真正走向和谐；否则，如果像石家庄市政府那样“管控和协调”媒体，及至安全隐患变成现实危机，那又如何可能实现和谐？毕竟，和谐不只是表面的太平，而是内在的安定。要体察民情、解决矛盾、实现和谐，我们离不开一个多元而负责的媒体。
三鹿奶粉事件表明，食品安全确实需要行政监管和司法保障，但是更需要媒体监督。
近期，随着多宝鱼、红心蛋等食品安全事件的集中出现，“监管”又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
与红心蛋等多种有害食品靠媒体监督才得以曝光不同，多宝鱼可是监管部门的“功劳”，这值得百姓叫好。的确，媒体的主要职能是传递信息，监督只是该做的工作之一，可绝不是主业，至于食品监督，更只是监督职能中的一部分而已。可如今，太多的问题由媒体承担，相关职能部门却无所作为，可以想见，在如此情形下，还有多少有毒食品存在于餐桌之上而没被发觉。毕竟，媒体的此项“食品监督技能”不是专业，不能对所有的食品问题以及隐蔽的安全隐患予以制约。
不过，在为监管部门叫好之余，也有些问题不得不提。比如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是否能不仅仅在流通环节“显威”，而是从生产环节就开始抓起？这样才能确保百姓食品安全，最大限度减少经济损失。
就拿多宝鱼来说，监管部门发现了问题固然可喜，可是，这多宝鱼是怎样“游”上市民餐桌的？要知道，这其间可要经历不少检验环节啊，难道就一路畅通无阻？再说河北的“红心蛋”，据说已经生产了好几年，就愣是没人管。可仔细了解，原来，包括食品药品管理、农业、质监、卫生、工商行政管理和商务等六个行政部门都对“鸭蛋问题”具有管理权力和责任！都负责的结果，就是平时都不负责，而出了问题谁都负不了责，问责也就没了头绪。
此外，像河北红心蛋，即使加了苏丹红也没提高多少利润，关键是生产者懵懂无知，由此，我们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在完成监管职责、告知生产者“什么不能用”的同时，最好还能够建议生产者“最好用什么”——当然，这要求也许过高了吧。
媒体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对维护社会正义、保障民众的健康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有人不这么看。6月13日，由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和卫生部共同主办的“科学认识食品添加剂”座谈会上，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毛群安主任说，很多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把食品添加剂就等同于非法的食品添加物，而这样的偏差对老百姓了解食品工业、了解食品的安全会产生误导。甚至称，如果哪一个很大的误导公众的信息，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将建立黑名单……“我要提醒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媒体要注意，不要由于我们的疏忽，由于我们不够严谨的工作态度，而给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给我们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综合6月14日人民网、中国网消息)
从这个发言中，我们不难发现毛群安主任对于媒体报道食品安全有两层意思：一者，造成目前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不信任都是媒体的过错，这是别有用心的媒体和记者在中伤中国食品安全，所以要对这部分媒体和记者加强监控，必要时建立黑名单；二者，作为媒体自己也不能乱说话，不能因为报道“给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给我们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而食品行业的责任也仅限于对使用添加剂宣传不到位。
这样的观点简直“撼人”，媒体监督食品安全是否做到位，不仅无功，甚至还有大过了；食品领域的危机居然不是出自自身，而是来自记者和媒体的报道；食品行业遭受重创不是因为食品安全不到位，而是媒体说了不该说的话。不可否认，媒体确实有一些责任，比如在添加剂的问题上。但问题是媒体不是食品专家，记者也是普通人，他们的判断是直接站在普通人的认知上或者稍微高于普通人的认知――既然是给人吃的东西，那么能不能用添加剂？因为添加剂的种类实在太多，专业名词也太难以理解，老百姓和记者也不可能把所有添加剂拿过来研究一番，那么他们的监督就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