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曝出的浙江一些权力部门和单位搞“特供基地”之事，在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引起了舆论反响。很多人就质疑，当官员们尤其是监管者通过权力能够享受到无毒无害的有机食品，自己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后，他还会尽心尽力地去打击各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吗？
　　百姓的诘问是有道理的。某种意义可以说，正因为政府部门尤其是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之责的部门对日益泛滥的有毒有害食品根除没有信心，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食品特供渠道先把自己小圈子的食品安全保障好。只要自己能够吃到放心的蔬菜食品，百姓能不能吃到，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客观上无疑会松懈食品安全的保障力度。惟有监督者自己也随时受到有毒有害食品的威胁，才可能尽心尽力地去考虑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对各种有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这乃是人性使然。
　　但现在监管者选择了先确保自己的食品安全。权力部门这样做，当然是因为他有条件如此行事。这就说明，不管监管者自己是否明确意识到头脑里的特权思想，社会都客观存在特权和等级现象。一个社会，要完全杜绝特权和等级是不可能的，总会基于各种条件，产生特权和等级，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竞相去效仿，建立自己的特权圈子，而社会并不去阻止。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特供食品”并不只是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从商家喜欢为某种产品打上“特供”来看，社会普遍存在着“特供”心理需求，这又进一步反证了目前的食品安全的确堪忧。
　　任何特供，都表明一种物品的稀缺性。计划时代如此，当前的各种食品特供现象依然如是。只不过前者是普遍的物资短缺，现在则是让人放心的物品短缺，可称之为一种结构性短缺。因此之不同，计划时代的特供，是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按权力大小分配资源的特权和福利，普遍存在于官员队伍里，它明确与权力和官职挂钩，权力越大，官职越高，所能得到的特供也就越多；当前的特供，则还未形成一种明目张胆的制度，它只是少数部门和单位借助于权力，为自己部门建立的一种福利，享受这个福利者，不单是单位领导和官员，普通职员也能得到。但不管怎样，特供存在本身，说明特权现象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社会。
　　假如社会多数人都想通过特权来谋取建立特供体系，从而使自己免受物资匮乏或免受有毒有害食品之苦，结果必定是食利者众多，生产者愈少，出现更多的物资匮乏，更多的有毒有害产品，最后导致整个社会不堪重负。苏联就是一个镜照。正如有研究者认为，二战后，苏联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原因就在于庞大的特供体系霸占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特供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并扩大到家属，致使党政机构设置越来越多，干部队伍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食利阶层。另外，特供制度一开，最初可能仅是食品，仅限于特供商店，但后来由于各种物资和服务短缺，特供体系也就深入到服务业，如医疗保健、子女教育、休闲旅游，甚至连空姐和飞行员都是特供的。特供除了满足特权阶层的消费需求外，也是黑市商品的主要来源。这样，特供系统虽然稳定了干部队伍，但特供机制对经济增长毫无贡献，从而导致社会的负担越来越重。当整个社会的产出无法满足特权阶层的庞大特供需求时，最后必定会把国家经济拖跨。
　　有鉴于此，198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明确指出，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固定供应点的所有食品一律按市价、按市民定量供应；价格从经营业务接受物价、工商部门的监督。虽然特供作为一项制度在中国已经废除，可人们头脑里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并未清除，各种明里暗里以不同形式出现的特供在社会上还大行其道。浙江一些部门出现的特供渠道不过是最新的一例罢了。
　　特权的特征是只要占有就不愿废除。尤其在各种食品添加剂泛滥的情况下，当少数官员能够享受特供的绿色食品时，会更加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并用这种权利建立特供基地。毕竟谁也不愿意在生活质量上走下坡路。所以，当特供盛行时，食品安全形势不是得到好转，相反，只会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