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多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怎样获取的？犯罪分子又是如何从中牟取非法利益的？记者进行了调查。

　　海量信息专业销售

　　发布虚假招聘广告，吸引求职者主动“上钩”

　　生孩子后，推销宝宝产品服务的商家找上门来；人才市场登记后，陌生“猎头”频频来电；刚买房，装修公司电话纷纷而至……个人信息被泄露带来的苦恼和不安，困扰着许多人。

　　而在这信息泄露的背后，一方面，是泄密的组织或者个人多来自公共服务机构，泄密以牟利；另一方面，非法获取者将信息上网销售，成为“专业户”。

　　本案中，武汉人周某2005年2月注册了上海泰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雇佣自己的亲戚李某等多人，在网上开店，卖企业、公民个人信息。周某请人制作了公司的宣传网页，在网上发帖招揽生意。

　　很快，客户盈门。周某一边忙着从网上“出货”——通过电话或者QQ与下家谈妥价格，然后将“货”送出；同时，不间断地“进货”——更新企业和公民的最新信息，对旧数据进行整理。据周某交待，自2005年至案发时止，她个人获利高达100万元。

　　在该公司，“业务精通”的李某，专门负责房产业主、车主和银行卡用户等个人信息的销售，独立在网上“进货”、“出货”。

　　2008年6月，李某离开泰梦公司“单干”，先后在上海、湖北设立办公地点，以“上海ok信息”、“上海易通信息”为名，在网上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案发后，从李某处扣缴的电脑、U盘中的资料显示，2009年3月之后，李某获取的股民资料、长沙车主、北京车主、银行客户、保险客户、高收入人群名单等公民个人信息高达3000余万条。

　　这么多的公民信息来自哪里？

　　本案中，余某、陈某两人利用在招聘公司、人才公司工作的机会，私自复制公司内部的客户资料。余某还在免费的招聘网站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吸引求职者主动“上钩”，骗取求职者个人简历，之后每条简历以1角钱至5角钱的价格出售。

　　案发后，陈某介绍，他曾经咨询过律师，“律师说法律没有规定这样做是违法犯罪的，我就心安理得地做下去，后来（《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后）再也没有关心过相关的法律政策规定。”

　　最终，这些非法收集的信息又被一些专业人员“收购”。

　　福建人张某，曾花2000元从李某处购买了300多万条上海业主信息，之后又花了2000元从其他渠道购买了20多万条上海信用卡客户信息、大量股民信息及几十万条的新生儿家长信息，各类信息共计1000余万条。

　　经过审理，法庭作出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周某、李某等9人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至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不等，罚金4万元至1万元不等，另有余某一人被免予刑事处罚。

　　信息最低售价一角

　　信息当面交易或通过QQ、电子邮件发送

　　10名被告人中，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最多者为李某，涉及信息3000余万条。

　　李某说，他主要销售公司老板、经理的地址、手机号码、姓名和邮编，还有股民、车主和房产业主的信息。信息本身，也是从互联网上购买的，卖方都是留QQ号，不知姓名。“在网上约定地点碰头，对方带上有资料的电脑，把信息给我看，有需要的，谈好价钱后拷在我的U盘上”。这样方式的成交，有十几次。

　　李某还供述，曾有人向他兜售“好资料”，都是高收入、高学历且经常出入娱乐场所、商场、高尔夫球场等高消费场所人群的资料。

　　李某也曾去火车站的地铁出口，买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料，企业老板、车主、股民的，什么都有。

　　被告人周某，是10名被告人中“从业时间”最长的。周某供述称，成交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上海地区的客户，公司派人携光盘到客户指定地点交货收款；二是外地客户，货款先汇入她公司银行账号，再把信息通过QQ或电子邮件发送。

　　另外一名被告人余某，曾在多家人才公司、招聘公司工作，负责保管资料。他用U盘复制后获取个人信息，再根据购买量多少以及对所购信息数据的要求高低分别定价，一般在人民币0.1—0.5元不等，购买量大、要求低的价钱就便宜。

　　相关法律还需完善

　　一般公民也能构成侵犯个人信息罪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一个比较新的罪名，是指窃取或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且情节严重的行为。

　　2009年2月28日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七）》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了立法。这一罪名的增加，顺应了信息时代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需要，意味着中国将通过刑法保护公民身份信息的安全。

　　但是，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还不完备，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未出台，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和认定此罪仍有难度。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俊民介绍说，公民个人信息是能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反映公民个人生理特征、社会生活经历及家庭、财务状况，不为一般人知悉、具有保护价值的个人隐私。这些信息具有以下特征：专属性、私密性、保护性。除非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需要或信息所有人的意愿，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无权泄露、获取其个人信息。

　　根据《刑法修正案（七）》 规定，犯罪主体除单位工作人员外，一般公民也能构成侵犯个人信息罪。

　　本案审判长、上海浦东法院院长丁寿兴介绍，此罪中的“情节严重”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而一般刑法中的“情节严重”，主要体现在：多次作案、多人作案、手段恶劣、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大、非法获利较大、造成损失较大，以及造成其他恶劣影响等。

　　具体到本案，法院综合考虑了被告人非法获取信息的数量、次数、获利、后果等情形：由于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法修正案（七）》是在2009年2月28日颁布的，所以法院剔除了在此之前发生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情况，从2009年3月开始起算，但这些被告人的涉案信息数量仍然相当惊人，最多的达3000余万条，同时还把公民个人信息当作商品大量、多次交易，因此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当属“情节严重”。不过，庭审中，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在量刑时也充分考虑了宽严相济的原则。

　　普通人如何保护个人信息？（链接）

　　面对形形色色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行为，普通公民要如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俊民认为，除了加强立法与司法保护，公民个人也需加强自我保护。这是“第一道防线”。

　　王俊民说，公民首先要意识到个人信息被泄露或非法利用的可能后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轻易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在被要求提供个人信息时，要仔细判断是否必需，对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银行账户等重要个人信息更需格外慎重。

　　其次，当发现个人信息被泄露，要争取查明泄露个人信息的主体，注意保留证据。如果因此受到人身或者财产损害，可向有关部门投诉，或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获得赔偿，情节严重的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上海浦东法院院长丁寿兴提醒说，公民在某些消费过程中应该留心，比如有人向你兜售银行、商店、超市等相关卡片过程中，要注意核实对方身份。

　　另外，在接受各类街头、网络问卷调查时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不要轻信电话或短信等途径的广告，抵制那些通过获得个人信息来牟利的不法行为。